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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医药代表的那些年:有些事情难以避免(5)

竞争环境发生变化后,2017年,李强从医药转向医疗器械,此后的三年从事医疗器械销售。丹丹在做医药代表的最后几年,指标越来越难完成。向嵘在行业浪潮下,也在公司的安排下扩增了自己负责的药品品类。

与此同时,医药反腐逐渐驶入深水区。2016年12月,央视播出《高回扣下的高药价》专题调查,揭开了医药灰色产业链。调查曝光了位于上海、湖南的6家医院,存在医药代表排队给医生送回扣、多位医生收受装有现金的信封等情况。

医药行业随之掀起反腐风暴,所有被报道医院全部被跟进,涉事人员被查处。此后,2017年,卫生计生工作要点中,明确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在此背景下,医药企业的合规趋严。医药代表手中的营销费用收缩,各项报销也对合规提出更高要求。2018年,丹丹的一笔学术会议报销款就曾因合规问题被卡住,企业在那时已加大对费用报销的审核力度。

行业形势的变化,让一批医药代表有了危机感。最终,丹丹于2018年离开了医疗行业,李强则在2020年离开。丹丹选择基于兴趣创业,李强则通过考证、继续学习,换了另一个行业。

裁员与转型医药代表能否价值回归

一批医药代表离开,但行业的故事尚未结束。

2018年,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开始“4+7”带量采购,并于2019年开始落地执行,纳入集采的药品价格大幅降低,药企利润再度被压缩。随后,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带量采购不断推进,至2022年2月,我国开展6批药品带量采购,共采购234种药品,涉及金额占公立医疗机构年药品采购总额的30%。

仿制药大量上市、两票制及集采常态化的大环境下,多家国内外企业对医药代表团队进行了调整。2021年8月,恒瑞医药一份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中提及近千人裁员计划,称要精简涉及仿制药的医药代表,增加创新药研发人员,引发行业关注。此后,公司在当年年报中提及,公司销售人员由年初的17138人优化至13208人,优化掉近4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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