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新型冠状病毒 我们能从非典中汲取什么经验？(3)

起初，由于这种疾病在中东只有零星的感染病例，并未出现大规模流行，医生和疾病控制部门认为MERS病毒人传人的概率较低，不会像SARS病毒那样极易形成密集感染[20]。然而，2015年，一个韩国人去中东地区旅行回到韩国后被诊断为MERS，在不长的时间里，这一个病人直接或间接导致了186人感染[20]。这个例子说明，冠状病毒的人际传播是不可忽视的风险。从WHO网站统计的结果来看，截至2019年11月，全世界共有27个国家或地区发现了MERS病毒感染病例，病患人数达到2494例，死亡858例。由此看来MERS病毒导致的死亡率约为30%，远远高于SARS病毒10%的患者死亡率。

而且，不像SARS病毒在2013年消失之后，除中国在2014年出现过少量实验室感染之外，再也没有人感染SARS病毒的病例出现，MERS病毒的感染则是一直以一种低流行度在中东地区传播，偶然有感染MERS病毒的病例通过国际旅行将病毒带入其他地区[20]。2015年5月，一位韩国感染者来到中国，成为中国第一位输入性病例[20]。中国积极地应对了这次输入性病例可能带来的风险，隔离了患者，并密切观察了38名接触者，成功阻断了病毒在中国的传播。

与SARS病毒类似，MERS病毒也是由动物传播给人的。许多患者都有接触骆驼或食用骆驼制品的经历。2013年科学家发现，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骆驼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呈现抗MERS病毒血清阳性，说明这些骆驼都感染过MERS病毒。2014年，科学家从骆驼样品中分离出了MERS病毒，证实了这种感染的持续存在；骆驼感染的MERS病毒和从人的样品中分离到的病毒高度同源，说明了骆驼是向人传播的一种中间宿主[21]。

由于之前中国科学家已经证实蝙蝠是SARS病毒的来源，这一次科学家也试图在中东和北非的蝙蝠中寻找MERS病毒。也是在2014年，科学家在南非的一种蝙蝠粪便中检测到一种与人感染的MERS病毒高度同源的冠状病毒，这种病毒被认为是目前流行毒株的早期祖先株[22]。由此看来，SARS的研究为追踪研究MERS带来了很好的基础，让科学家没有像早期研究SARS那样经历诸多困惑和难题，这是科学进步带来的。由于MERS病毒通过骆驼传播，骆驼在中东和北非属于重要的经济动物，时至今日，病毒还在以低流行度传播着，因此有必要研发一种MERS病毒疫苗。

四新型冠状病毒2019

（2019-nCoronavirus）

2019年底，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向当地医疗机构下发了一份“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的红头文件。随后，媒体相继跟进报道，更多细节逐渐曝出。据报道，当时所有已知病例都跟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关，他们要么是市场工作人员，要么是经常去市场采购的人员。后又有报道称，这个市场不仅仅卖水产品，也存在一些野生动物交易。这一未经证实的细节留给人们许多想象的空间。因为，目前还没有发生过水产品向人传播肺炎的案例，而SASR病毒一直被认为是从蝙蝠传播到野生果子狸，然后传播给人的。如果事发的武汉海鲜市场存在野生动物交易，就存在野生动物携带某种病原体传播给人的可能性。

图52019年12月30日起在网上流传的武汉卫健委红头文件。

2020年1月9日，以中国疾控中心徐建国教授为组长的团队通过央视向公众发布了不明原因肺炎的最近研究进展。他表示，其团队于1月7日从一个病人样品中分离到了一种冠状病毒，这一结果通过电镜的病毒形态观察和病毒基因组测序结果得到了验证。研究人员从15名被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的患者样品中检测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由此进一步证实了科学家们的发现。此前，医生和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病毒性肺炎，而武汉和北京的团队排除了是SARS、MERS、禽流感等已知病毒的可能性。通过序列分析，徐建国团队的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这种病毒跟此前已经分离到的蝙蝠携带的类SARS病毒有较高的同源性[23]。

1月10日，参与病原体分离鉴定的复旦大学公共卫生中心的张永振教授团队在virological.org网站上发布了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得到国际社会一致赞扬。及时分享病毒基因组序列对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组织来说至关重要，可以迅速推进研究，为诊断试剂的研发和病毒致病性研究提供重要的材料和依据。据《科学》网站报道，在中国科学家公布病毒基因组序列的同一天，   Ralph   Baric教授实验室就开始着手构建新型冠状病毒反向遗传系统的工作，这种系统可以让科学家用已经发布的序列，通过全基因组人工合成的方式在实验室把新型冠状病毒培养出来，而不需要从中国或其他国家进口活病毒。这省去了繁琐的行政程序，还可以让科学家用这种系统进行遗传操作来研究病毒的致病性以及研发一种疫苗[24]。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从1月17和18日起，已开始筛查从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入境的来自武汉的游客。路透社援引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称，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人传人的可能，有家庭聚集性感染出现。因此，防控还是一项非常紧要的任务。冠状病毒作为一种RNA病毒，虽然病毒基因组复制的保真度相对较高，但是也不能排除在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中出现毒力和传播能力更强的毒株。

SARS病毒和MERS病毒的数据来自于WHO；新型冠状病毒数据来自武汉卫健委通告（截至2020年1月19日22时）。ME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一种蝙蝠，具体物种尚需更多研究。

到目前为止，这种新病毒还有几大疑惑待解：

病毒会通过气溶胶和飞沫传播吗？

是什么动物把病毒传播给了人？

蝙蝠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吗？

这种新型病毒的传播途径是不是也是像SARS和MERS一样，从蝙蝠传播到新物种然后再传染给人的？

病毒是利用什么受体感染宿主细胞的？

回答这些问题，对疾病防控至关重要，我们期待中外科学家能够解开这些谜团。

五应对新发传染病

20世纪末，人类在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分别发现过两种非常致命的病毒，Hendra和尼帕病毒。进入21世纪，冠状病毒成为人类健康的新威胁。SARS、MERS和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说明新发传染病的持续性出现已经成为常态。而已知的非常致命的埃博拉病毒，自2013年在西非地区肆虐后，已经导致2万多人感染，1万多人死亡。非常相似的是，除尚待研究的新型冠状病毒，以上提到的这些疾病都是人畜共患病，它们的天然宿主都是蝙蝠[25]。除了上述感染人的病毒，人类在2018年发现并鉴定了一种对猪造成严重威胁的冠状病毒SADS病毒，而SADS病毒的源头也是蝙蝠[26]。持续的从蝙蝠到人和家畜的病毒传播不是偶然的——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为的自然环境破坏日趋严重，蝙蝠的栖息地遭到破坏，这些都可能是蝙蝠向其他物种传播病毒的原因。

蝙蝠何以成为“百毒之王”？蝙蝠如何耐受对人高致病性的病原体？这些病原体如何影响了蝙蝠的进化？这是科学家很想知道答案的几个大问题。蝙蝠是世界上种群最大的哺乳动物，也是唯一一种具有飞行能力的哺乳动物。需要知道的是，不同种群的蝙蝠会携带各种高致病病原体。例如，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菊头蝠，ME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另一种蝙蝠，而类似于埃博拉病毒的马尔堡病毒，其宿主是埃及果蝠[25]。

早先在澳大利亚从事研究工作，现就职于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王林发教授是研究“蝙蝠作为病毒传播载体”的先驱，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黑果蝠（black   fruit   bats），这种蝙蝠可以传播Hendra病毒。他领导的团队发现，黑果蝠cGAS-STING（识别细胞质DNA以产生抗病原的干扰素）的系统不如人的系统效率高，而一个重要的炎症小体同路蛋白AIM2，在蝙蝠群体中是缺失的。与此同时，蝙蝠的细胞能通过高表达热休克蛋白，提高细胞对高体温的耐受性。一般而言，哺乳动物的干扰素表达是受到严格调控的，而王林发教授的团队发现，果蝠存在着一些持续性表达的干扰素基因[27]。这些特征都赋予蝙蝠独特的免疫性能。这些独特的性能与蝙蝠是“很多高致病性的病原体的天然宿主”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关联，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人类该如何应对新发传染病？

在政府层面：首先，人类要学会尊重自然，保护环境，保护蝙蝠的栖息地不受破坏，减少人群和家畜跟蝙蝠接触的机会，加强立法和执法来禁止野生动物贸易。其次，疾病暴发时，增强疫情信息的透明度可信度和及时性，加强国内和国际合作，利用各种资源来鉴别病原体，让国际社会共同参与。第三，加强对传染病的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增进人类对病毒的认识。

在研究层面：首先，可以考虑建立团队，对野生动物资源和家畜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常态化，周期性的病原体检测和筛查，做好早期的防范和预警工作。其次，允许科学家进行已知病毒的增强毒力或增强传播能力的探索性研究。第三，建立新发传染病的疫苗技术储备，为应对新发传染病及时提供预防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