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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嫌弃的新冠康复者(6)

张雨欣也每天生活在惊恐之中,但她更多的是担心孩子。如果孩子有哭闹、食欲不好或者任何异常反应,她都会想是不是新冠后遗症。她每天在社交媒体上刷和后遗症有关的各种帖子,仔细观察孩子的一举一动,越观察越比对就觉得越像是后遗症。每到这个时候她都会恨自己,为什么会感染新冠?为什么还把新冠传染给了孩子?

最近几天,孩子拉肚子比较严重,她又忍不住联想到新冠后遗症。深夜,她给朋友发微信说:

“我真的好烦,我整天都在恐慌中度过。为什么要有这种病毒?”

生活在东北的方晴,也在确诊新冠后从

“社牛”变成了胆小怕事的“社恐”。现在,她很恐惧出门和见人,她害怕二次感染,必须要出门的话也会带着酒精喷壶一路走一路喷。这种理智根本控制不住的恐惧会让她难受得喘不上气来。做完核酸检测,等结果的过程更是惴惴不安,晚上也怕得睡不着觉,“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煎熬,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身为公务员的方晴是在下沉社区时,进入一家新冠阳性家庭后被感染的。方晴说自己没有后悔,因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但得病之后,身边人的态度却让她觉得,似乎自己不是受害者反而是过错者。

康复出院后,方晴被贴上过

“小阳人”“封条户”“阳过的”“你们这种人”等等让她感到极不舒服的标签。同事们会猎奇般地向她打听各种症状,以及有没有后遗症,然后在啧啧称奇之后,再客套地“安慰”她几句:哎呀你别多想啦,你的毛病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周围的邻居看到她就做鸟兽般散开,和她住同一小区的同事给她送单位发的慰问品时,也是躲躲闪闪,生怕和她接触过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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