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慈父般的恩师益友朱良春

今年12月13日是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逝世两周年，他是当代中医史上一座耸立的丰碑，一面光辉的旗帜，令后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老对我而言，不仅是恩师，更像慈父、像朋友，他始终关怀我、鼓舞我，使我在继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征途上，充满信心，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我对朱老早就充满了仰慕之情，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年在给学生做“学好中医的几点诀窍”讲座时，我总是介绍说：“朱良春先生是至今仍然健在的、德高望重的、著名中医临床家。我私底下认为他是继张锡纯之后，当代最不保守、最有创意的临床医家。他创造性地使用大量动物药，使用某些毒性很大的药，在许多疑难病症的治疗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用动物药治疗疾病源于张仲景，古代用得最多的是叶天士，朱良春先生不但继承了他们的成果，而且有自己的心得和创新。医生固然是高风险的职业，但一个敬业的中医不能害怕担当风险而放弃对疑难病症的钻研和治疗，或者用一些平淡无效的药应付病人，这种医生治疗水平不可能体现和发挥出中医的优势。从这个艺高胆大的中医前辈的著作中，我学到了一种精神，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治疗经验，特别是他反复强调其老师章次公提出的‘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我一直引以为自己的座右铭。”

我之所以敬重朱老，不仅因为他对中医事业的贡献卓越，更因为自己在临床中，长期学习运用朱老的经验，取得很好的疗效，我对朱老的评价，是出自切身的体会，是发自肺腑的声音。

我与朱老的第一次书信来往，是在2007年。那年的11月中旬，拙著《我是铁杆中医》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我陆续赠送给一些同行好友。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何弈婷博士收到赠书后，立即给我打电话：广州正在召开老中医传承拜师大会，全国名医汇集羊城。让我赶快寄给她30本书，由她代赠给与会的老中医。

我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竟然是朱良春先生寄的。一看来信日期，更令我吃惊不小：写于12月4日。说明朱老在广州开会期间得到我的书后，连读书到写信、寄信，不到3天时间。这是一封不短的信函，全文如下：“彭坚教授：承蒙赐赠良著，由何主任转来，谢谢！看了书名，精神一振，展读导论，新意扑面，深得吾心，佳作也，可喜可贺！当今中医书籍如雨后春笋，但多为文献堆砌，东抄西录，杂凑成章，污人眼目，可叹也！书是传递知识的媒体，多讲真话、实话，谈感悟、心得，让人读了有启迪，有收获，才是好书。您已经做到这一点。可谓读之如沐春风，尊文既给人以文化自信，又催人责无旁贷地勇敢承担。我认为这是近年来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希望今后多多联系交流，共勉共进！您的文风很正，很纯，对客观的好的经验，吸取应用，加以发挥，均注明出处，这是应该赞赏的。目前有不少人窃取了他人的经验，稍微加减一二味，就变成自己的东西，还有不予加减，换个方名，就是他的成果，这是剽窃，令人不齿。中医学是从临床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发展的，既要读书，更要临床，脱离临床，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中医。我不喜欢好讲空话，不做实事的人，我乐意与务实的人交朋友，您也算是一位吧，您以为如何！？”这一反问，让我受宠若惊，老人家对后辈关爱、鼓励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朱老还和邓铁涛先生一起，嘱托河北中医药研究院曹东义教授，特地为拙著写一篇书评，曹东义三易其稿，最后以“大道不孤，德必有邻”为题，发表在2008年2月22日的《中国中医药报》上，在中医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我第一次见到朱老是在2010年8月25日，当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江苏南通拍摄纪录片《国医大师》，朱老特地吩咐摄制组，接我到南通参加他那一集的拍摄。朱老设家宴款待，促膝交谈，他亲自领我参观研究所、医院，最后邀集全家三代人一起同我合影留念，使我备感家庭般的温暖。

从那以后，朱老与我的书信、电话来往不断，我们时而研究学术问题，时而探讨疑难病的治疗方法，几乎无话不谈。逢年过节，都要收到他精心制作、亲自题写的贺卡。

每当我有成文的心得体会，总是不忘寄给朱老看看，有些重要文章，在发表前，先请朱老把关。2008年，针对国内一些人反对中医的潮流，我在《科学》杂志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其中，《当代中医的反思》一文，揭示了当代中医事业衰落的原因，由于观点十分尖锐，内容相当敏感，可能会触动体制内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为慎重起见，我事先请邓老、朱老审阅初稿。朱老读后回信说：“说得很好，没有什么不妥，可以全文发表。”“中医是实践中出的真知，是永远不会被消灭的，但我们自己要有清醒的反思，不能得过且过混日子，麻木、昏庸，是有可能灭亡的。”朱老刚好读完了贾谦先生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撰写的《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发挥中医药优势特色的决策研究报告》，认为写得很好，很全面，很务实，敢于说真话。他把报告的前言及目录复印给我，并说：“我给贾谦同志的复信中，曾强调地说‘贾谦精神万岁’！我很佩服他的不畏权贵、不计毁誉的求是精神!您也是贾谦的同志，值得赞扬！”

每当我遭遇挫折和打击，情绪低落时，总是愿意找朱老倾诉。而朱老则或写信，或题词，或写成条幅，极力开导我：不必计较个人得失，要看到中医的光明前途：“我们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医生，一定要求真务实，追求实效，为人民健康多做一点贡献，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点痕迹，则不枉此生!”“看透人生，不必为此虚名而不悦，泰然处之，笑傲人生，自得其乐！您的大作，就是一座丰碑，胜过博导多多矣！”不久，他寄来自己亲手撰写的条幅，愿与我和其他同仁共勉：“岁月易逝，人生倥偬，修身养性，克己奉公，勤研岐黄，力求上工；尽心竭力，服务民众。顺应自然，切忌骄纵；恪尽厥责，善始善终。知足常乐，其乐无穷；和谐相处，心胸宽松。与人为善，互尊意融；善待他人，不求己功。恬淡虚无，真气必从；颐养天年，咸臻寿翁。此愚治学为人之道也。”这是老人家光明磊落一生的真实写照，更是对我的劝勉与教诲。

朱老知道我生性恬淡，与中医界同仁交流不多，鼓励我走出去：“您多参加一些学术活动，这对中医学术的推进有贡献！需要像您这样有理论、有经验、有创造力的人再多一些，中医事业就有希望了。”我多次听到周围的同事们讲到：他们在出席各种会议时，经常颇感意外地从朱老口中听到彭坚的名字。无论是在深圳李可老中医学术经验国际会议上，还是在北京风湿病年会上，或是在同济大学讨论中医的学术会议上等，朱老总是利用自己讲话的机会推荐我和我的著作。他多次自己掏钱买拙著送给人，购书的总数量不下50本。我听说后，忐忑不安，要朱老开一个赠书名单给我，由我来送，因为湖南长沙有一个书店专卖我的书，便宜很多。朱老在电话中呵呵一笑，说：“那好呀！以后就在那个书店买你的书，要他们打最低的折扣给我。但我不要你送，我是买来送给自己的门人、弟子和朋友的，每人一本，让他们读读你的书。”听到吴仪副总理“裸退”之后想学中医，要读《黄帝内经》，他马上打电话给我，让我寄一本由我签名的《我是铁杆中医》给他，他连同刘明武写的《换个方法读内经》一起，以他的名义，用挂号信寄给吴仪副总理。并致函说：“估计书送达后，可能会有回信的。”

听闻2014年拙著《我是铁杆中医》将再版，由60万字增订到82万字，朱老特意用大红烫金的纸，撰写了一首藏头诗“彭坚教授颂”相贺：“彭铁杆医，坚不可摧，教诲育才，授人以渔，济世仁怀，世人齐欢。九五叟朱良春壬辰春月。”他嘱咐我要印成彩页放在增订本的前面。我愧不敢受，他只好将标题改为“寄语彭坚教授”，内容不变，用白纸书写。并建议我把两份条幅都寄给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编辑，如果他们选择白纸写的，就把红的留下来裱好，留作纪念。我的法国学生余博通节译了《我是铁杆中医》，美国学生石亨瑞翻译了全书，准备出版，他都欣然作序、题字。这一切都令我既感动又忐忑不安，老人家给予我这个后生晚辈的关爱，实在是太多了。朱老为人极为谦虚、厚道，他不光对我如此，凡是有人登门拜访，他都亲自接待，有人写信请教，他都亲自回复，详细作答，老人还要坚持门诊，查房，写作，每天辛苦繁忙，子女心疼，劝说无效，让我也做做工作。2015年，他问我：“你还有什么写作计划没有？如果有，早一点把提纲告诉我，趁我还在，也好给你写个序，留几个字。”其时我正在酝酿撰写一部新书，当然求之不得，但知道他已重病缠身，并在为《朱良春全集》的出版忙碌，年将百岁，事必躬亲，不顾老之已至，仍然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焚膏继晷，兀兀以求。我不忍心开口，总是想再等等，等他忙完了自己的大事，我再去叨扰。未曾料到，老人家突然发病，驾鹤西去，天人永隔，令我锥心疾首，抱憾终生。

痛失了朱老的题词、赐序，在2016年9月出版的《彭坚汤方实战录》扉页上，我只能印上与朱老的合影，并致辞：“谨以此书祭奠这位当代杰出的中医临床大家，以感恩他对我犹如慈父般的鼓励与关爱!”朱老高尚的品格，奋发的精神，对中医事业的历史使命感，对后学的爱护与提携，对患者的同情与关怀，治学之严谨，为人之厚道，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